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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修订《辞源》的回忆

(2020-05-22 11:5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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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

辞源

对修订《辞源》的回忆

 

张弦生

 

191510月,《辞源》一书由中国现代第一家大型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它也是我国现代第一部以词语为主、兼收百科的大型汉语语言工具书。不久,中华书局也出版了另一部同类型的工具书——《辞海》。《辞源》和《辞海》这两部辞典成为我国大型汉语工具书的双璧,直到台湾的《中文大辞典》出版以前,无能有出其右者。

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以其高质量和实用性成为至今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权威性的小型汉语工具书。它的发行量以亿为计,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新中国成立二十五年后的1975年,还没有一部新的大型汉语工具书正式出版,更谈不上百科全书的出版了。就连《新华字典》也在“文革”中遭到被胡乱纂改的厄运。以至于小小的圣马利诺国家元首来华访问向我们赠送他们的百科全书时,我泱泱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大国只能以小小的《新华字典》相回赠。这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就在这一年,邓小平同志开始主持中央工作,冰冻的中国慢慢有了春意。这时在重病之中的周总理对出版工作做了最后一个批示,要求做好包括《辞源》在内的几种大型工具书和百科全书的编写修订工作。1975年底,为了完成周总理的指示,商务印书馆和中南四省区成立了《辞源》修订班子。河南省《辞源》修订组成立了。

实际上早在1958年,《辞源》修订工作就已经开始。根据与《辞海》和《现代汉语辞典》分工的原则,决定将《辞源》修订成供阅读古籍用的工具书和古典文史研究人员的参考书。1964年,修订稿的第一分册出版。但在“文革”之初,《辞源》修订工作就遭到批判,修订人员受迫害被遣散,积累的资料也受到很大损失。编纂古汉语工具书首要的工作就是要收集尽可能多的书证。而这就要求查阅尽可能多的古籍,这又恰恰是在重新开始修订《辞源》时以及以后的工作中所遇到的最大困难。如果没有许多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冒着被打成“右倾翻案”的风险和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想方设法为《辞源》修订人员提供方便,修订质量将是无法保证的。

当时河南省的《辞源》修订任务由省组和五市八校,即郑州、开封、洛阳、新乡、焦作市和郑州大学、开封师范学院、新乡师范学院、河南医学院、郑州工学院、洛阳农机学院、河南中医学院、河南农学院共同承担。我起初是在郑州市组参加修订。郑州市委宣传部提出了“三年任务一年完成”,又在一中、四中、七中、九中、十一中、四十中和郑州师专等学校成立了修订小组。除抽调各校的文科教师参加外,还抽调这些学校附近的工厂和商业部门的一些人员参加修订工作。仅郑州市组的人先后就有一百多名,我也是其中一员。“文革”中,各学校的图书馆都被洗劫一空。1967年初,我还在郑州市博物馆工作时,馆里曾派我以“抢救革命文物”的名义,到造纸厂去回收一些图书资料。造纸厂原料库的图书直堆积得和房梁一般高,真令人触目惊心。粉碎机旁坐着七八个工人,专门在撕精装书壳,以便于化浆。从书前的印章看,不少是整座图书馆的书都被当废纸卖给这里了。各学校残留的图书少得可怜,根本无法开展工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市委宣传部指示郑州市图书馆成立了专门的《辞源》修订资料室,由 周树德先生任郑州市《辞源》修订组联络员,由现任市馆馆长的张惠民先生管理资料室工作。一些书名、卷次不详的书证,还常常请市馆古籍部主任张万钧先生查找。资料室经常高朋满座,人人手眼不停地披阅翻检。在大革文化命之后,能有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堂而皇之地坐在这里,毫无禁忌地钻故纸堆,真是天大的幸福!我上小学时就是市图书馆的常客。当时看借阅处后面一排排装满书的架子,心里充满着敬畏,而如今能坐在它的楼上随便翻阅,直到现在那种满足感仍然记忆犹新。

1976年秋,我又被抽调到省修订组工作。省组除自己承担编写任务外,还负责五市八校所写辞条的初审,书证涉及到的典籍就更多了。河南省图书馆古籍部为这些书证的查阅提供了尽可能的方便条件。古籍部的栾星、王玉杰、贾连汉先生不仅热心为我们取书,还教我们如何使用古籍目录,解答疑难,帮助查证;有时还破例让我们进书库直接查找。省图书馆还先后派出蒋霞云、王桂生老师到省组组建和管理资料室。省组资料室的资料来自两处:一是将郑州市古旧书店的古籍全部买了回来,二是向省馆古籍部借来了许多常用的古籍和工具书。蒋霞云老师按正规化要求,不但编写了按四部编排的目录,还编制了按人大法分类的书目卡片。她给编辑们讲古籍分类法和古籍文献学。编辑们大约三分之二的工作时间都是在资料室度过的,由此可见查阅书证工作在《辞源》修订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分量!蒋霞云和王桂生老师,以及徐式宁老师还陆续购买了许多新出版的古籍图书。《辞源》修订结束后,这个资料室已经颇具规模,现今河南省新闻出版局图书资料馆的古籍资料室就是在省《辞源》组资料室的基础上组建的。

自从参加《辞源》修订后,我更加敬重图书馆工作者。在人类社会进步的道路上,他们是一块块默无声息的路基;他们大象无形地孕化了无数的思想精华,而不留下自己的一点痕迹。在文化的殿堂中,图书馆是一座冷宫——特别是在阶级斗争的年代中,这里是许多有思想者的囚禁地。这里的人常常被另眼相待。记得有一次我去省馆查书证,有一位年轻的公安人员来到古籍部,说“要查一本反动图书叫《福尔摩斯侦探集》”。贾连汉先生告诉他古籍部没有这本书。他马上问另外一个工作人员道:“这老头是干什么的?”我在一旁忙向他解释说:“这本书不是古籍,可能也不属于反动图书。它是‘文化革命’前由公安部的群众出版社出版的。”他这才悻悻离去。就参加修订《辞源》的人员来看,虽然不少人是文科毕业生,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左”的思潮影响下,对古籍了解的并不多,许多书他们连听说过都没有。如果没有图书馆古籍工作人员的热心辅导和帮助,许多书证的查找根本不知道从何处着手,更不要说追溯源头,理清流变了。

这里我又想起到北京图书馆查书证时的难忘经历。当时的北京图书馆还在文津街。70年代末,说这里门庭若市一点也不夸张。经过十年的禁锢,人们带着求知的渴望,像潮水一般涌向这里。早晨开馆前一个多小时,馆门口就排起了长队。我们住在和平里一家旅馆里,每天早晨6点就要起床往这里赶,稍晚一会儿就可能拿不到座位牌子了。馆里虽然座无虚席,但秩序井然。偌大的阅览室只听到翻书的声音。中央的大案子上,放着各种工具书,供人随时查阅。要借的书从传送带上一盒一盒地从库房里取出来。累了的时候,可以到休息室喝水吃点心。馆里的工作人员得知我们是从河南来为《辞源》查书证的,还特意安排我们到馆里的职工食堂用餐。他们说,前几年“斗批改”的时候,馆里有些同志下放到河南信阳“五七”干校劳动,现在见了河南人就像见了老乡亲一样。河南人很好,可是河南也太穷,你们每天到街上吃饭太花钱。后来我看到萧乾先生的一篇文章,写他30年代在北京图书馆看书的旧事。也谈到他在馆里食堂用餐的情景。原来,北京图书馆安排一些有特殊情况的读者用午餐是有传统的。现在北京图书馆搬到白石桥,设备都很现代化了,借阅的条件也好多了,但我总感觉没有了那时到北京图书馆犹如到了家的那一种温馨。

在修订《辞源》期间,我还到过陕西省图书馆、西北大学图书馆、郑州大学图书馆等处去查资料。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热情细致地接待,满载而归。天底下的好人是否都集中到图书馆里来了?

我进《辞源》组时还是一名普通的工人,《辞源》修订结束后我成为一名图书编辑。如果说《辞源》组是我的大学的话,图书馆就是我学习的课堂。现在,《辞源》已经出版20年了。20年来,由我做责任编辑的图书已经出版了500多种,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在图书馆工作的师友们撰著的。我永远敬重这些守护着知识的殿堂、开掘着知识的宝藏的图书馆工作者们。

 

(原载《河南图书馆学刊》2001年第1P80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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